2023年是我的爷爷叶圣陶从事编辑工作100周年，为此，叶圣陶研究会特别举行了座谈会。为纪念爷爷从事编辑工作的座谈会已经举办过几次了，每参加一次座谈会，我对爷爷在编辑工作上所作的贡献都会有新的认识。

1988年2月16日，爷爷走完了他长长的一生，享年94岁。苏州吴县政协为了纪念他老人家，编辑了一本《叶圣陶纪念文集》，收集了一些悼念爷爷的文章。文集里有一篇署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文章《痛悼我们的老社长叶圣陶》，其中说，1985年的春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去看望爷爷，那时候爷爷已经91岁了，因为身体不适躺在病床上。爷爷对来看他的同志们说起了编辑教材的事情，他说：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是在病床上听家里人念的。我一边听一边想，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跟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咱们应该在哪方面着力呢？

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新知识，还要注意各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呆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此外，还要为职业中学、为成人普及教育，各编一套切实有用的课本。幼儿教材也得抓紧搞，好让孩子们在进小学之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受到培养最基本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

那时候爷爷虽然已经年迈，但是有关教育的事依然时刻挂在心间，因此对来看望自己的同志们说出了一直放在心里的话。这绝不是爷爷一时兴起随口说说，而是他对自己年老力衰、力不从心的自疚；是他对在那火热的年代，为编辑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曾经和同志们一起夜以继日战斗场面的怀念。对现在的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爷爷不仅想要参加到其中，甚至连如果真的能去干，要从哪三方面去努力都已经想好了。

爷爷编了一辈子的课本，在几十年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他总在不断地思考和改进，总在不断地求新，还摸索总结出了编辑教材的三条经验。面对来看望他的年轻编辑，他认真坦诚地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说给他们听。他说：

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地提高编写能力。希望同志们努力不懈，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

爷爷的这些话看上去普普通通，却是他用一生换来的经验之谈，并且诚心诚意、语重心长，希望能对同志们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看到这里我禁不住落下泪来。一位已经93岁的老人，在他的迟暮之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们每天都要学习的教科书。他已经为之着力了一辈子，说是出于感情也好，说是出于责任也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放心不下。这让我仿佛看到一个须髯皆白的老者，仍在把酒临风，砥砺前行。也让我想起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也就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爷爷的回忆。

我的父亲叶至善一生陪伴爷爷，我也因此从小就生活在爷爷的身边。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有了自己的课本。我用很结实的牛皮纸包好书皮，走到爷爷屋里，请他帮我用毛笔写上科目、班级和我的名字。请爷爷帮我在书皮上写字成了每年开学的惯例，开始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后来就有了历史、地理、自然，再后来就有了化学、物理、生物。每次我拿着一摞课本去找爷爷，他都会停下手上的活儿，拿起桌上的毛笔，一笔一画认真地为我写下每一个字。爷爷的字大小得体、工工整整、摆放得当，看上去清爽舒服。当时我不觉得珍贵，现在想想，如果能把这些书皮保存下来，应该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事。爷爷年年为我写书皮儿，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课本都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编辑的，尤其是语文课本，从一年级到初中、高中，每一篇他都读过改过，熟悉其中的一字一句。

每年两个开学日，两次丢掉旧课本领取新课本，在不知不觉中，我认识了文字，学会了计算，知道了世界的多样和广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可是我从来没有留意过那些在偷偷逝去的岁月，也没有留恋过那些被当作废品卖掉的课本，而自己就在这不知不觉中，随着读过的课本慢慢长大。现在算下来，每一个读书人，小学6年、初中高中6年、上大学4年，有课本陪伴的日子就是16年，占去了一个人大约1/5的岁月，可真是够漫长的。我想，在学子们终于大学毕业、可以甩掉课本、再也用不着为考试和升学焦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应该好好地感谢一下那些编辑课本的人。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努力，大家才能读着这些课本学有所成，终于可以走向社会，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人、为自己做点事情了。反思自己，我好像真的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好像上学就该有课本，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我渐渐地认识到爷爷这一辈子做了那么多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为同学们编课本的时候，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心里想着，如果爷爷还在，我一定要专门为了这件事走到他的面前，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个躬，还要给所有编辑课本的编辑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以表示我对他们所做的这件了不起的事情的尊重和感谢。

我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看着他上午去办公，中午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就坐在书桌前改稿子了，而且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等我知道爷爷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在为全国的中小学生编写课本，应该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事了。那时候无论什么时间走进爷爷的屋里，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背影，他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直到吃晚饭才会停笔。这样的日子是我们家的常态，直到“文革”开始才结束。后来我才明白，爷爷上午到社里，是去和各个学科的编辑们讨论教材编写中的问题，下午在家里改课本，是因为家里比较清静，没有人来打扰。可是那时候我依然不了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科书的编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也没有觉得这是关系到全国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大事情。直到现在，我对爷爷的这一辈子依然没有进行全面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如此，我还是用自己肤浅的认知，给爷爷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成就排了一下队，觉得编写教科书这件事，应该是爷爷的一生所系，是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他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一件事。

爷爷从小家境贫寒，18岁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做小学教师补贴家用。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这第一份教师的工作，就让他从此与教育结缘。爷爷在当教师期间的教学实践和对教育的思考，使他对“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学校才是理想的学校”“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等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理想。1917年，在做教师后的第五年，他应同学吴宾若和好友王伯祥的邀请，到苏州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当教员。在这里，他和朋友们一起，开始了他们理想中学校的教育改革。

这个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自编国文教材。爷爷提出，以往的教科书，大都是由不懂教育的编辑先生拼凑出来的，因此不适合做教材。好的教材应该由有教学经验、懂得孩子的教师来编写。爷爷认为，教科书要能够带着学生脱离旧社会、认识人生的价值，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爷爷提倡白话文、语体文，他编的课本用的也正是这两种文体。

最早由爷爷和朋友们编辑、由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应是1923年他在离开甪直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和顾颉刚先生一起编写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共6册。从那以后，爷爷就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教科书编写工作。1931年，爷爷在开明书店编选了《开明语体文选类编》；1932年，他花了一年时间，一个人编辑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学生8册、小学高级学生4册，共12册；1934年，他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几位先生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他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7年，他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初中国文教本》6册；1947年，他编了《开明少年国语读本》4册，还和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几位先生合编了《开明新编国语读本》3册；1948年，他和朋友们一起编选了《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6册和《开明文言读本》，自己编写了4册一套的《开明幼童国语课本》。看看这个长长的书单，在20多年间，爷爷要么独自一个人、要么就是和两三位朋友一起，竟编写过这么多套的国文课本！这样的编辑速度、编辑效率、编辑成果，是如今的教材编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

1932年，爷爷在编写《开明国语课本》的时候，在书前面写下了他的编写要旨，这应该就是他编辑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要旨都不长，却是1917年以来甚至在以后的那些岁月里他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依据。在初级课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

本书内容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的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

在高级课本的第二条中，爷爷说：

本书教材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从家庭、学校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卫生、体育、自然、劳作、美术、音乐、艺术等科企图充分的联络，但每课本身依然是文学的读物。

本文选自《纵横》2023年第4期，作者系叶圣陶孙女，叶圣陶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主任叶小沫，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