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从史料中寻找并发现历史
2022-11-30来源:“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唯一官方网站批评家印象记
从史料中寻找并发现历史
——王秀涛的当代文学研究
我第一次见到王秀涛是在2005年春天的济南,当时他刚刚考取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义勤教授。200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跟随我攻读博士研究生。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后,他又在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不断拓宽并深化自己的学术研究。近年他学术发展势头健旺,陆续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历史的细节》《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艺的发生》等著作。时间过得真快,十五年弹指一挥间!这些年王秀涛在学术研究上稳扎稳打,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与风格;在编辑工作中谦虚地向前辈学习和请教,低调而稳妥。看到他目前踏实向上的状态,让我倍感欣慰。
秀涛为人忠厚,话不多,说话能说到点子上,善于倾听,心里有数,喜欢少说多做。2009年到2010年我在哈佛从事访问研究,南京的一些杂事都委托他帮我处理,他做事及时高效,安排得井井有条。其间时任《山花》主编何锐到南京出差,他以为我在南京,想找我聊聊,我让秀涛陪他到处转转。过了不久,秀涛根据资料和自己的体会写了《文学的守夜人——编辑家何锐素描》,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上。后来何锐多次向我夸奖秀涛,认为秀涛既适合做一个学者,也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当时我觉得秀涛毕业后最可能的出路是到大学里教书,还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秀涛会去当编辑。何锐在半天的交流中,能从还没走出校园的秀涛身上发现他的独特品质,真是佩服!
在攻读博士期间,秀涛一开始关注的是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文艺研究》《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图书评论》《扬子江评论》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善于从小角度切入,具有较为敏锐的问题意识,譬如《“十七年”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从“创刊”到“复刊”的转折——对1976—1979年文学期刊“复刊号”的考察》《文学期刊与企业联姻的问题与出路》《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与文坛复兴》,这些文章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就事论事,又通过与历史背景的映衬,在开阔的视野中寻找并发现被人忽略的历史侧面与过程变化。他善于从小的切口进入,又能从历史联系中发现材料、事件中隐而不彰的文学发展脉络,从历史的横切片中看到历史推进的动态踪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发表在《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的《文艺与群众:“十七年”文艺通讯员运动研究——以〈文艺报〉和〈长江文艺〉为中心》,这篇文章依据他掌握的公开史料和稀见的《长江文艺通讯员》等内部史料,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期刊通讯员制度的基础上,在文学群众化的大背景下梳理文学生产与制度建构的历史线索,从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地方推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别样的文学景观。
2008年,我申报的“新文学史上的文学会议与文学发展”被立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给博士生上课时专门讨论过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相关问题。所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文艺会议,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艺会议,这两次会议被不少研究者定位为文学史分期的界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文学会议的描述语焉不详,大同小异,在原始史料搜集整理上还有欠缺,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秀涛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悄无声息地搜集史料,阅读了不少这方面的历史与理论著作。临近开题时,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当时给他推荐了两个题目,一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二是“十七年”文学会议研究。他回去做了不少功课,后来主动找我交流想法,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当然是一个好题目,而且很少有人关注,选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史的其中一段或《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也能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写一本博士论文绰绰有余,但史料难找,现有成果少见,心里没底。相对而言,研究“十七年”文学会议更稳妥。当时他已经写出了两篇文学会议研究的论文,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的《新作家的培养与“十七年”的作家制度——以两次青年创作者会议为视角的考察》和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的《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利益的分配问题》。我当然支持他自己的选择,相信他能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不出所料,他的博士论文《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写得厚重而有新意,答辩也很顺利。像他这样让人放心的人,有时也容易让人忽略他的付出,总觉得他在关键时刻一定不会掉链子的。事实上,他的博士论文写得真是不容易,或许是因为太用功或压力大,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关键阶段得了面瘫,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一开始担心他要延期毕业,也劝他不用着急,身体最要紧,结果承受着压力的秀涛“按期”痊愈了,学位论文也没有拖延。
翻阅秀涛的著述,感觉其当代文学研究有三个特点。首先,从史料出发。现在有不少研究当代文学的成果,作者往往是观点或概念先行,然后目的性很明确地去找一些零碎的史料。这很像盖房子,画好了图,随后按图索骥地寻找符合规格的建筑材料,在预设的逻辑框架里填充史料。在这样的研究套路里,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注定缺乏客观性,随意剪裁,任性曲解。可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可以听任研究主体随意摆布的玩意,这样的成果看似新鲜,但注定站不住脚,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秀涛做研究,都是先看史料,从史料中发现问题,然后顺藤摸瓜,理清历史的藤蔓与内在的结构。一方面,秀涛做事比较细致,善于发现一些细微的错误,对史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善于从碎片化的史料中发现关联的线索。难得的是,他还有比较突出的大局观和整体把握能力。我想,这和他本科时期修读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专业学习形成了言必有据的学术习惯。另一方面,这和他个人性情有关。秀涛的研究风格和为人风格比较一致,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说过头话。
秀涛不仅能从常规史料中发现那些被忽略的问题,还重视挖掘稀见史料。秀涛对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就把常规史料与稀见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参证,让人耳目一新。《前三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的若干问题》(《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文艺的转向:第一次文代会“艺术展览会”考论》(《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代表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第一次文代会与文联的产生》(《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等论文,从不同侧面考察第一次文代会的过程、规则与历史影响,做细做实。他就像一个瓷器修补匠一样,为每一块碎片找到原来的位置,拼接出历史完整的图像。他对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稀见史料的发掘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事件,关乎规则的建立和文学的大势,大多数研究者依据的都是大会宣传处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而秀涛发掘的原始文献修补了现有史料之间的一些裂缝,呈现了一些以前无从得知的重要细节。秀涛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中认为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等级的区分,我想第一次文代会的原始文献就属于关键史料,因为其历史影响是全局性的、持续性的。秀涛披露的这些史料,有些是他自费购买的,有些是从现有馆藏中淘出来的,还有不少是济南的收藏家徐国卫提供的。秀涛能获得徐国卫的信任,自有其机缘,他的为人风格以及对史料的重视与善待,也容易赢得同好者的认同。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于新史料没有进行过度阐释,不夸大其作用,而是本本分分地进行解读,更没有像个别研究者那样,以为奇货可居,故作惊人之论。说白了,史料就是证据,不应忽视也不应放大。而且,只要史料不是伪造的,在公开的那一刻就没有“常规”与“稀见”的区分了,揭开面纱之后,那种神秘感就荡然无存了。在某种意义上,“稀见”的往往是残缺的,作者在运用这类史料时应当更加慎重。秀涛清醒地认为:“不能完全迷信新史料,置旧史料于不顾,毕竟新史料的价值是建立在充分认识旧史料基础之上的,否则‘新’的价值就无从谈起。”①在秀涛的研究中,对稀见史料采取了两种整理与考察方式:一是归位,即厘清其本来面目;二是融合,即与现有史料的互补互证。史料挖掘者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人作嫁,夯实学术的地基。有年轻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做这项工作,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持续发展,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也特别值得鼓励。
其次,通专融合的拓展。秀涛对“十七年”文学会议和文学媒介的研究,都有专题史研究的特点。近年年轻学者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大都向专题史靠拢。这种学术趋势和现在的学院体制密切相关,年轻人要顺利升职,要有核心期刊论文,还要有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因此,反应敏锐的年轻人往往早早就划定一块领域,心无旁骛,在圈定的范围内精耕细作。不容忽视的是,这也带来一种局限性,那就是视野的狭隘,对周边的史料乃至常识都缺乏了解,有时难免犯低级错误,闹出一些笑话。作为修读了四年历史学的年轻学人,秀涛深知历史研究的不易,因而很重视点面结合的重要性,追求通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有机融合。在研究“十七年”文学会议和文学媒介的过程中,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艺改造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秀涛设计的科研课题“建国初期的城市文艺改造研究”2013年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这对他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与考辨,他在文学制度史的框架中找到了文学会议、文学媒介、城市文艺改造等专题领域相互勾连的门径,突破壁垒和瓶颈,柳暗花明。这种在整体视野中考察相互关联的专题的研究思路,一方面拓宽了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强化了每个专题的历史纵深感。
不妨来看看秀涛2012年以后发表的代表性论文,这些篇章涉猎较广,但内在逻辑却是相通的,这显示出作者并不愿意独守一隅,而是步步为营地拓展自己的学术版图。《戏曲观摩会与当代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中央戏剧学院》2012年第1期)、《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当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建国后文学运动中的道德问题》(《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宝文堂书店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通俗文艺生产》(《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重建城市文艺——论20世纪50年代对“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处理》(《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城市接管与当代文艺的发生》(《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传播和示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秩序的重建:从华乐戏院到大众剧场》(《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孔厥的“罪与罚”》(《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这些论文锁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段,牵涉的问题颇多,对重点关注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者来说略显陌生。尽管其中个别篇章的成稿时间要比发表时间早了几年,这些按照发表时间排序的论文还是可以反映出秀涛学术探索的轨迹。在学术科层化的格局中,碎片化生存把学术领域切割得支离破碎,而秀涛选择的由专而通的路径,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也包含了新的可能性。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为深度开掘带来新的契机。
最后,文史互证的视野与方法。秀涛在文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地带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文史互证是其核心的学术方法。如果仅仅看看秀涛发表论文的篇名,会觉得他的重点是文学的外部研究。仔细阅读的话,不难发现他一直重视文学文本的细读和作家的个案研究。他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新世纪历史小说,对历史小说的艺术性问题有深入的讨论。他近年发表的对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付秀莹《他乡》等作品的评论,显示出其细致的文本解读功夫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在研究文学媒介、文艺会议、城市文艺改造的论文中,提到一些作家作品时,也常有碎金闪耀的精准评点。秀涛的文学评论紧贴作品,显得本色而客观,严谨而沉实。当然,秀涛的评论比较克制,没有虚与委蛇的夸饰和不着边际的抒情。
在评价标准方面,秀涛始终自觉地将作品和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坐标中进行评判。在艺术趣味方面,他不仅重视文学作品语言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完成度,而且重视其历史、社会、文化价值,以综合的眼光来衡量其得失。基于此,其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都把审美分析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打通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考察文学的艺术性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应忽略的是,秀涛很少对当代文学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分析。在他的视野中,一方面,文学发展是各种关系综合互动的结果,文学的样貌并不是单一的面向,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有差别的文学风景。另一方面,文学是流动的历史景观,具有过程性特征。在对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的文艺作品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秀涛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戏剧演出被称为‘第一步丰收’,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些演出无疑代表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方向。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示范性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作品不仅供参会代表学习、观摩,而且逐渐被引介到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昭示着文艺新的阶段的开始。”②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并不是一种停留于纸面与会场的文艺规划和文艺动员,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具有清晰的未来指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艺从“旧”到“新”的改造既是一种纠结、交替的历史进程,也是多种话语、多种力量渐趋统一的系统工程。
秀涛的学术路子走得沉稳而端正。相信他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基础上,会继续拓展,勇于探索,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注释】
①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②王秀涛:《“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代表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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