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爷爷叶圣陶诞辰130周年

——叶小沫

“未厌”的由来

说起爷爷，我常常会想到“未厌”这两个字。我知道爷爷给自己最早的书屋起名《未厌居》，还知道爷爷早年有两本集子，一本是1928年出版的小说集叫《未厌集》，一本是1935年出版的散文集叫《未厌居习作》。看来在那些年里，爷爷对“未厌”这两个字情有独钟，而我却一直弄不清楚“未厌”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不知道爷爷用它做书屋和书名的缘由。我曾经为此查看过爷爷为《未厌集》写的前言。在前言里他写道：

厌，厌足也。做小说虽不是什么甚胜甚盛的事，也总得像个样。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罢重复看过，往往不像个样儿，因此未能厌足。愿意以后多多修炼，万一有使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又，厌，厌憎也。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查，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几篇小说集拢来付刊，就用“未厌”二字题之。

从这不到二百字的前言里，我看出了两层意思。一是爷爷自己说，他虽然很认真地对待他写的每一篇东西，可是从来没有写出过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因此他会继续努力。在我的印象里，爷爷对自己要求严格，无论是写文、写诗、写字、做学问，还是做人，他事事认真处处认真。即便如此，哪怕是那些天天在做的，喜欢做或者并不喜欢也要去做的事情，他都会认真去做，可还是觉得自己做得都不够好，因此爷爷似乎真的是从来没有“使自家尝味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二是在爷爷出第一本《未厌集》前后，曾经有人说爷爷是厌世家，他为自己辩解说，他从不厌世，还特意用“未厌”做书名，以此来表明自己决绝的态度。可是对于这件事的背景，我依然一无所知。

二十年前的2004年8月，八十四岁的爸爸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三十四万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从这本书里我找到了关于“未厌”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书的第二十三节，爸爸提到了“未厌居”，他说“才开始写《倪焕之》的日子，父亲总算有了间书房。……请我的长胡子公公——计硕民老先生题了条横披，“未厌居”三个字。……一九二八年初冬，把三楼亭子间粉刷一新，装上了一个皮球一般蛋白罩挂灯。……书桌是中心,否则也不成其为书房了。……“未厌居”横在两个小书架上方。……五年前有人特地写信来问：“未厌居”在哪里？我回答说，在当时的横浜东路景云里十一号三楼亭子间。书房太小，也没有什么藏书。……

问题倒在于，我父亲怎么会突然间想出了这“未厌”两个字来？好像还喜欢上了这两个字。答案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未厌集》前头，一段很短的前言中。……我父亲这则前言，显然是为了答复那位说他厌世的先生写的。好似意思集中在后段，其实前段的分量也不轻。把别人不懈努力的工作一笔抹杀，真个是四川人说的“说得轻巧，吃根灯草”自己轻飘飘地，不知站到了那个立场上去了！我看这本《未厌集》，就是为了答复这位先生而编的。……

爸爸在他的书里，对“未厌居”的由来和小说集《未厌集》的出版，交代得清清楚楚，正是我想知道的。原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爷爷也不是个好惹的，一旦惹怒了他，他是要回击的。爸爸还特意写上了，小说《倪焕之》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写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底就出版了单行本。接下来爸爸说到了另外一件事情。1930年7月，对那些说爷爷厌世，写灰色人生的事情，爷爷的好友朱自清先生写了篇《我所见的叶圣陶》给以了回击。朱先生用他在文中所说的一件件旧事为爷爷辩护：“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铮铮的语音出自对朋友的信任和对友情的坚贞不渝。朱先生宣布，流言全部不能成立。还特意加上了一句：“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朱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热心的人。容不得那些隐姓埋名的活人，朝他朋友身上泼脏水。爸爸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对发生在“未厌居”和“未厌集”上的事，写下的话还不止这些，我这里摘下来的，只是我觉得可以大致说清楚这件事情的文字。

从上面说到的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厌世”与“未厌”这几个字，在爷爷的写作道路上，确实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让他对此耿耿于怀。他在给自己的书斋起名“未厌居”的时候说，他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世总抱着希望，绝不“厌世”；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不满意，永不“厌足”。正是当年立下的誓言般的话，使他的这辈子都有着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人们在说到爷爷的时候，常常会提起的未厌精神。

我想，爷爷“一生不厌世 一世不厌足”的未厌精神，并不是在他有了未厌居书屋，写了《未厌集》和《未厌居习作》之后才有的志向，而是他从小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下，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实践，逐渐形成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在他开始参加工作走向社会之后，这些观察、思考和实践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是无论是作教师还是作编辑，无论是教书还是编教材，他都会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去做，都会按照自己逐渐形成的世界观去做，是这些朴实又坚定的态度，决定了他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天，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一生不厌世 ，一世不厌足。

爷爷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年代，主持了那么多家事，参与了那么多国事，交接了那么多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人，面对所有的事物，他所秉持的都是不厌世，不厌足的态度。即使是到了晚年，他的听力和视力越来越差，这种未厌精神依然支持着他活得从容充实，直到94岁的时候，他安然地闭上了那已经疲倦了的眼睛。那是1988年的2月16日。

在这里我想说说爷爷晚年的一些事情，从这些事情里可以看出，是他认定的未厌精神，支持着他走完了长长的一生。话就从他认可自己已经步入老年说起，从他写的那首《老境》的诗说起。

居然臻老境

1973年 9月4日，爷爷在日记里记下：“今日完成一首，书于左方。”题为《老境》：

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把酒非谋醉，看书不厌忘。睡酣云夜短，步缓任街长。偶发园游兴，小休坐画廊。

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爷爷写这首诗的时候七十九岁了，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在诗的开头爷爷用了“居然”两个字，意思是说，在忙忙碌碌和不知不觉中，忽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可又马上安慰自己说，老是老了，我可没有因为老了而颓唐。每日里我小酌、读书、酣睡、散步、游园……过得充实又潇洒，这样的生活挺好。

爷爷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现在爷爷在诗中写到的那些情景，还常常会回到我的眼前。爷爷喜欢喝酒，到了晚年，每天的午餐和晚餐，爸爸都会陪着他喝。爷爷喝金奖白兰地，爸爸喝白酒。中午只一杯，晚上会加一点儿。有的时候老朋友来看他，也会留下来喝几杯。喝酒不求醉，只为了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闲谈。在接下来的诗句里爷爷说，书依然天天要读的，那怕是读过就忘了也没什么关系。其实在那几年，爷爷何止是读书，抄书的时间好像会更多一点儿。就在写这首诗的前两年，他写了一首《抄书》，诗中说，读书要想“一字莫遁逃，还是抄书好。……提笔意始凝，并驱手共脑，徐徐抄写之，徐徐事究讨。……佳境良难状，其甘只自晓……”爷爷学生时代就喜欢抄书，晚年抄书更是他日常的消遣，从那首诗中看得出来，他很享受抄书的过程。在那几年，爷爷晚上睡得不错，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他会拿上拐杖自己去街上散步。他说他不怕路长，慢慢地走，步行二三公里再返回家。爷爷很喜欢北京的几个公园。大嫂，我和弟弟的工休日不在同一天，碰到谁工休，他就会让谁陪着他去公园走走，春天看玉兰，夏天看荷花，秋天看红叶，冬天看冰封的湖面，就像是去会老朋友，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季节……爷爷这首描述他老年日常生活的诗，快活美好的让人羡慕。

不能写毛笔字了

然而，人老了就是老了，谁也没有办法和岁月抗争。爷爷在他88岁那年，觉得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再也不能为别人写毛笔字了。他非常郑重地写了一封公开信，请爸爸拿到社里，帮他打印了好几十张，放在书桌上。凡是有人写信来向他求字，就寄上一张算是作答。全文是这样的：

敬致嘱我写字的同志们：

多年以来，朋友们嘱我写张字，或者写个书名刊物名，我总是一口应承，勉力写就交去。到了近两个月，我自信再不能写，现在把情况说一说。白天开了桌灯，戴上眼镜，左手拿放大镜。用钢笔或圆珠笔写字，还可以成个款式，不必重写。写毛笔字可不然，不拿放大镜，落笔没有数，往往写出怪字来。譬如写个田字，中间的一划有时写到了方框的外边去。拿着放大镜也不行，镜要移动，笔要蘸墨，结果字跟字不贯气了，大小也不匀称了。说也惭愧，写个书名至多不过十个八个字，一遍写不好，再写一遍，写上几十遍，竟没有勉强可以满意的。近两个月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烦恼，身子疲累，深以为苦。

我不得不抱着甚深的歉意，向嘱我写字的同志陈述：我实在不能写毛笔字了。辜负雅意是出于不得已，倘蒙原谅，不胜感激。

叶圣陶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

文革之后书法兴盛，很多人知道爷爷的字写得好，纷纷上门求字。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爷爷应朋友或出版社等单位之邀重拾笔墨，真是写了不少字。从文体说，有诗词、对联、条幅、匾额、书名、刊名；论字体，有隶书、行书、草书、篆书；论数量，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最多，隔三差五就要铺纸研墨。俗话说，熟能生巧，爷爷的字也因为写得多，看上去越来越纯熟老练，越来越刚劲俊秀。尽管爷爷自己说，他从来都没有写出过让自己满意的字，但是在我们看来，那应该是爷爷写字写得最好的几年了。但是岁月不饶人，随着爷爷的视力越来越差，体力越来越不给劲儿，他最后几年的字，我们看着都觉得有些拿不出手了，这不可抗拒的衰退，让人感到无能为力又爱莫能助。爷爷在给请他写字人的信中所描绘的，就是他写字时的情景，真真切切又满是悲凉，对此我至今历历在目。爷爷坐在桌前，勉力为一些刊物题写刊名，常常写了一遍又一遍，撕了一张又一张，时不时回过头来朝我笑笑。看着爷爷那尴尬的样子，我真想对他说点儿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爷爷手中那曾经酣畅淋漓挥洒自如的笔，如今变得难以把握，脸上满是力不从心的疲惫和无可奈何的烦恼。

 为孩子们呼吁

1981年的11月26日，爷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呼吁》。事情的起因是《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文章。编辑部把那期杂志拿给爷爷看，请他发表意见。爷爷眼睛不好，文章是听我们念的，听完果然义愤填膺，当天就写下了《我呼吁》这篇文章。

爷爷在文章的开头说：

我“要家里人念给我听，念的人声音越来越哽咽，我越听越气闷难受。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想到竟这样严重。”在接下来的文章里，针对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做法，爷爷要求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一同来纠正这种背离教育方针的不良风气。爷爷对教育部和教育局的领导同志、小学中学的教职员、学生的家长、甚至各种报刊的编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恳求，句句在理，字字揪心。在文章的最后爷爷呼吁：“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

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有关部门开了座谈会，教育行政部门重申了反对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种种决定。在第二年召开的两会上，赵紫阳总理在他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爷爷的这个呼吁，他说；“最近，叶圣陶代表发表了题为《我呼吁》的文章，词意恳切，表达了学生、教师、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希望有关各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呼吁，这还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又提“未厌”二字

1982年，爷爷88岁。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分店找到爷爷，打算出版他的选集，请爷爷自己写序。让人想不到的是，五十多年过去了，爷爷依然没有忘记那件挥之不去的往事，没有忘记“未厌”这两个字。他在自序里写道：

“我的想头也不是新有的，跟20世纪20年代《未厌集》出版的时候差不多，……半个多世纪来，修炼不敢放松，却难得尝到厌足的喜悦。至于厌世，当然是没有的事。只是视力越来越差，不能读书看报，颇感到老年的寂寞。这种寂寞，根子就在尚未厌世——‘这个世如何能厌’？”时间飞逝，今天的世道早已不是当年的世道，今天的爷爷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爷爷，但是他最初的衷情，依然铭记在心，支持并鼓励着他一直走到老年。这让我想起爷爷曾经说过的另一句话，那是在1980年11月，爷爷在参加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座谈会上，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最后他说：我已经86岁了，虽邻夕死，犹欲朝闻。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学语文教材的一个大大的变革。“虽邻夕死，犹欲朝闻”这八个字，道出的依然是爷爷的未厌精神，我被此深深的打动。

爷爷在这本选集的序里说，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不能读书看报，颇感到老年的寂寞。那情景回想起来确实有些悲凉。尽管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我们几个孙辈，对爷爷都非常敬重，到了他的晚年，全家人都尽心尽力地陪伴他，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于是经常可以看到爷爷不声不响，独自坐在餐厅屋子的角落里。我们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怕惊到他，又总会放轻了脚步，这反倒更会让他觉得旁若无人，感到非常孤独。我每次看到爷爷闭着眼睛，身干笔直，独自静静地坐在那里，都能体会到他说的那种老年的寂寞，不由得心生怜悯，可又爱莫能助。即使如此，爷爷依然未厌，他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想的还是要多做些事。

“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和“老有所为”

1982年，爷爷88岁了。这一年的6月，爷爷去参加民进中央召开的工作会。会上他听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均年龄刚好70岁，就对大家说，过去说人生70古来稀，现在人生70不稀奇。前年有个杂志叫长寿，要我写几个字，我写了八个字：多活几年，多做些事。

他还语重心长的说：人生不过如此。多活几年，就要多做些事。假如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还能给一个人一点儿好的影响。算起总账来不亏本。假如能使两个人超过我，胜过我，就有盈利，假如更多的人受我的影响，盈利就大得很呢？到了古稀之年的人，大家都做这样的打算，我看是要得的。最后他强调说，我愿意用这样浅薄的话自勉，与诸位同志共勉。

爷爷曾经说过，老师的全部责任就是为人师表。我想，爷爷要求老师要为人师表，因为他们是老师，是学生的榜样，他们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学生。爷爷做过老师，他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的行为足够好，能影响到身边的人，直到晚年也不曾松懈。在这次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告诉已经到了古稀之年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就是到了晚年，也要用自己好的行为去影响别人，而这就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多活几年的意义。

爷爷的这些想法，就像他的“未厌”精神一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1988年，《中国老年》杂志请爷爷为全国的老年朋友提一些希望。1月，爷爷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勉为其难地写下了“老有所为！”四个字，2月爷爷就与世长辞。这是爷爷留给世上的最后一幅题词，字虽然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隽秀，但是仍刚劲有力，彰显着他的精神。

看最后一部书稿

做编辑的爷爷，这一辈子到底看了多少字的稿子，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些稿子有他自己的，只占了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作者的，教科书的，还有不少是关系到国家大事的书稿和文件。比如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时候，爷爷就参与过文稿的修订。爷爷的文字是出了名的通俗易懂、简洁干净，读着就像和他在交谈，听他在讲课，没有隔阂，没有傲娇，倒有把心交给你的那种亲切。到了晚年，爷爷的视力越来越差，大家理解和体谅他，他桌上的稿子越来越少。

1984年9月末，中央统战部给爷爷送来了一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稿，请他帮忙审阅。那时候爷爷的视力已经很差了，就是戴着眼镜再拿上放大镜，看东西也很吃力。但是他一直都敬重周总理，觉得为出这本书做点儿事情，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答应了。

在10月4日的日记里爷爷记着：上月下旬，统战部送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之送审本，嘱过目，并篆题词。文共六十四篇，用三号字排版。余尚能看，然亦感吃力。看至今日，已有十篇，全看恐难能也。至于题辞，用说理文为之，非余所能。殆能作诗词言其感受而已。在接下来的6日、7日、8日、9日、10日、11日的日记里，爷爷都有关于他看这份稿子的记录。15日这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缮抄关于周集楫作注意见之稿，并誊正所记文字有可斟酌处之记录。以后如再有发现，当令抄之。从这几句话可以知道，看这六十四篇注释稿，爷爷用了十多天的时间。

第二年的一月初，统战部研究室来了两位同志，他们告诉爷爷，《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不久就可以付印出版了，还要出一本各方人士对这本书的评价，请爷爷赐稿。爷爷在接受这份注释改稿的时候，曾经说过可以写一首诗或者词，于是只能回复说，如果勉强可以写成，一定会给他们送去。爷爷是那种办事非常认真，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的人，嘴上说“如果勉强可以写成”，实际上丝毫没有推脱的意思。可是对已经90岁的他来说，写一首词真的是很吃力的事了。一直以来爷爷只要心里有事，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更何况是这件他很看重的事情。当天下午，爷爷就为此动起了脑筋，到晚上都没有睡安稳，第二天直后悔临睡的时候没有吃安眠药。

在1月7日的日记里爷爷说：一连三夕不得好睡，患在作词。并不想何意何语，而此事牵挂心头，只能仅得朦胧。结果词还没有写完，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家里人发现他的皮肤和眼睛都发黄，小便颜色也深，就劝他去医院看看。到了医院，医生要爷爷住院检查，他惦记着那首没有写完的词，好说歹说医生才同意让他第二天再来。爷爷在9 日的日记里记着：余深怕之事，竟又遭遇矣，为之深怅。下午居然将《六州歌头》作毕，虽不佳，尙可对付，明日寄出。10日，爷爷终于把稿子寄走了，紧跟着他就住进了医院。医生查出爷爷患上了肝炎，第二天人就昏迷了，这让全家人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好在医生的医术高明，这次还是有惊无险，让爷爷又逃过一劫。

辞去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

1987年的6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已经93岁的爷爷，决心辞去民进主席的职务。6月5日的大会，爷爷没有参加，爸爸代他宣读了会前他口述的一个发言。在发言中爷爷郑重地提出，这几年他的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通向外界的这两个窗口几乎关闭，作为民进的主席，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是不能允许的失职。他恳求全会能够解除他的主席职务，更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

6月9日那一天，爷爷知道他的提议被大家接纳了，他想到会上去看看同志们，和大家做个道别。他抱病来到京西宾馆，由大嫂搀扶着走进了会场，在大家的一片掌声中，他坐在了主席台上。稍后他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依然声音清晰地说，承蒙各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接受我的恳求，解除了我的主席职务。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对诸位的感谢。接着他还向大家说了一些临别的话，其中就有《礼记·大学》中的两句古文：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爷爷用这两句话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同仁们共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自己做到，才可以要求别人做到；要自己没有问题，才可以批评别人。爸爸在后来文章中说，老人家在临别赠言中提到这两句话，也许是为了提倡“从我做起”。

爷爷是在文革前的196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个夏天的晚饭后，徐伯昕先生来家里看望爷爷和爸爸。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因为是是在晚上，看他们说话的神态都挺认真，时间也比较长。等徐先生走了，爸爸告诉我，徐先生是来和两位老人家谈加入民进这件事的。从那儿以后，他们就开始参加民进组织的各项活动了。文革过后的1983年11月，爷爷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作为民进中央主席的周建人先生去世。这年的12月，爷爷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写上这一段是想和大家交代一下爷爷和民进的缘分。

海棠树下会冰心

东四八条七十一号是个四合院，北屋前有两棵西府海棠。1949年我们一家人随着爷爷住进来的时候，那两棵海棠就已经在那里了，枝条虽然还不太粗，长得倒也茂盛。二三十年过去，两棵树越长越高大，树冠几乎碰到了一起，开花的时候，红花绿叶占满了庭院，煞是热闹。爷爷喜欢花，对那两棵海棠更是关爱有加。从春天树上爆出绿芽，小小的嫩芽中，包裹着赤豆大小红红的花苞，眼看着花苞一天天长大，甩出长长的花柄，嫣红的花朵开满枝头，花团锦簇，没几日花开败了，满院落满已经退了色的花瓣。在整个开花期间，爷爷每天都要几次来到树下赏花。特别是到了晚年，每逢海棠花开，他都会约了顾颉刚，王伯祥、俞平伯、张元善四位儿时的老朋友来赏花，借此相聚，喝酒聊天，这件事成了几位老人家暮年的一件乐事。到了后来，王伯祥、顾颉刚、张元善三位先生先后过世。俞平伯先生也因为年迈怕风不出门了，海棠花开时的五老聚会，就彻底风流云散了。而那几年的春天，爷爷自己也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海棠花开的时候，家里人会折上几支带到病房，插在花瓶里供爷爷欣赏。

爷爷一直有个愿望，想邀请冰心来家里看海棠花。爸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1987年春天，爷爷从医院回来，正是海棠花要开的时候。4月22日，风和日丽，上午爸爸打电话和吴青联系，下午请冰心来家里看海棠花。下午三点，听到门外汽车到了，爸爸扶着爷爷迎到二门口。两位老人握住手，相看了好一会，才走进院子里看海棠。他们站在海棠花下拍了些照片后，又坐在树下闲聊。爷爷耳背，冰心凑到他耳边大声说，他也要把手拢到耳后才能听到。从照片上看，就像两位老人在说悄悄话。冰心临走的时候，爷爷要家里人折了几支含苞待放的海棠，剪了三朵刚开的郁金香送给她。然后由爸爸搀扶着爷爷，把冰心送到二门口。两位老人互相叮咛：‘千万保重身体’。在这次聚会的九个月之后，爷爷就过世了。

 那颗未厌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八十年代后期，爷爷日渐衰老，那时候活过九十岁的人不多，爷爷却依然平静规律地过了一天又一天。家里人可不敢大意，只要发现他的身体稍有异常，就会送去北京医院。爷爷不愿意住院，可总也拗不过大家的劝说，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对这个配合治疗，态度亲和的老病友格外友好，总会尽力为他诊治，帮他逃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爷爷每次住院，不到医生们以为可以放心了，是绝不会放他出院的。因此在那几年，爷爷住院的日子，常常会比在家里的日子还要多。而他每次住院，我们孙辈都会轮班，二十四小时陪在身边，大嫂兀真和弟弟永和最辛苦，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爸爸则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从八条去医院看望他，陪他聊天，尽量让他有待在家里的感觉。爷爷知道住在他周边的病友，大多是请护工陪护，家人只有在探视时间才会过来看看，有的甚至在探视时间都盼不来家人，他不免为自己的境遇感到温暖，甚至有些骄傲和得意。

1988年，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元旦的爷爷，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过了新年。谁想1月25日半夜，他被一口痰堵住了。医院派救护车把他接了去，直接推进了救护室。痰是被吸出来了，可是呼吸微弱，还伴有心力衰竭。医生们尽力抢救，可见效甚微。这次爷爷在医院里只住了二十一天，他的身体极度虚弱，可头脑依然清醒。那天晚上，他平静地对陪在身边的永和说：“这一回我要死在这张床上了。”永和听了一惊，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永和说：“我要睡了，你也去休息吧。”

永和在一旁的行军床上躺下，等他睁开眼精，翻身下床来到爷爷身边的时候，就见爷爷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他赶忙按响了急救铃，值班医生和护士推着急救车来到爷爷身旁，有序地做着抢救。那两天我觉得爷爷身体太差，一早就赶到医院，刚巧看到这一幕。见爷爷气息越来越弱，我禁不住大喊，“爷爷，爷爷！”兀真看着爷爷闭着眼睛，一口一口费力地吐着气，轻轻地对我说“小妹，别喊了！”我忍住了，看见接到永和的电话赶来的爸爸，赶忙让开地方，让爸爸来到爷爷身旁。紧跟着姑姑、叔叔也赶来了，我们六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爷爷，看着监控仪屏幕上指示脉搏的那条绿线，只见它的起伏幅度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条直线。爷爷那颗未厌的心，终于不情愿地停止了跳动。看看时间，是早上7点26分。我们围在爷爷的身旁静静地站着。记得爸爸说，外公相信佛教，他认为长者在弥留之际，家里人要保持安静，好让长者宁静地归于寂灭。我们不信佛，可是都认同外公的话，就这样默默地送走了爷爷。

爷爷走的那天，刚巧是阴历的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商量着爷爷的后事。电视的新闻联播里，前一秒种还在报道全国人民喜迎新春，下一秒钟就放起了哀乐，屏幕上出现了爷爷的遗像，播音员向大家播发了爷爷去世的消息。那一晚，很多得到消息的人来慰问，家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