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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札里的革命往事

2021-05-14来源:来源:北京晚报 | 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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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 编华文出版社

近日,《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八册全部出版,宫崎滔天这个名字可能有些读者并不熟悉,但他留下的书信却记录着几乎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宫崎滔天1871年出生于日本今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他的几位哥哥都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仁人志士。长兄八郎曾参与过明治维新,帮助佃农争取权利。次兄弥藏反对俄罗斯及欧美各国入侵亚洲,主张国力尚不完备的日本给予朝鲜、中国协助。弥藏认为朝鲜、中国均尚贫弱,两国若不经改革乃至革命,不足以抵抗欧美。弥藏为寻找主张改革的中国志士开始学习中文,并于1895年在横滨与孙中山相识,可惜1896年他就不幸病故。宫崎滔天本名虎藏,他深深受到几位兄长的革命思想影响,自然也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青年,并走上了一生致力扶持中国革命之路。

宫崎滔天深深记得第一次见到孙中山那天。那是1897年9月,他从香港回到日本横滨。“径直前往中华街陈少白寓所,陈未在,仅一身材矮小的西洋式绅士在场,正是弥藏多方寻访的孙文本人。初识之孙文与滔天想象的伟岸、美髯、善‘高谈壮语’的‘东洋豪杰’形象相差甚远,故心存疑虑。孙文就中国现状与革命理想谆谆如处女般谈起,继而‘挥洒如脱兔’。滔天为孙文的激情折服,且感意气相投,自此,终生成为中国革命的援助者。”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这样描述。

李大钊、陈启修、陈传贤致宫崎龙介函(1920年4月27日)

辛亥革命时,宫崎滔天为了支持孙中山,特意前往上海,同时协助武器购买及资金筹集等具体事务,之后不断给中国革命以支援,对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加以批判。他还参加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袁世凯在窃取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收买宫崎滔天,曾许诺给他“米谷输出权”,但宫崎滔天以“渴不饮盗泉之水”拒绝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滔天与孙文、黄兴的友谊世人皆知,但最得滔天一家关照过的是宋教仁”,宋教仁被刺杀后,滔天悲痛,与孙中山一起策划了“二次革命”。

实际上,宫崎滔天那时的个人处境并不乐观。他为了中国革命筹措经费,以“浪人”为职业、卖艺维生,收入来自报纸杂志和“浪曲师”等的稿费;他曾多次写信对家人致歉:“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地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欣慰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投入到支持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曾多次帮助、接济来到日本的革命青年。宫崎滔天虽为日本人,但一直坚定地反对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尤其反对政府侵华,故被日本政府视为眼中钉。滔天的兄长弥藏在生前曾叮嘱他,要防止黄种人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他坚信如果中国复兴,那么便会“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宫崎滔天在给妻子的信中坚定地说:“我们的朋友是穷人、乞丐,我们的敌人是君王、贵族、地主和富翁。我们势非与社会的最强者搏斗不可。”

后来宫崎滔天又结识了黄兴,将孙黄二人都视为挚友,并一直努力弥合国民革命后期二人之间的分歧。学者章开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年,他回忆:“1978年春,黄兴的女儿德华与丈夫薛君度到长沙访问,邀我共同探讨黄兴评价问题,宫崎兄弟自然成为重要话题。其时黄兴长子一欧因病住院,我们专程前往探访。他虽然高龄衰病,但谈起1907年至1911年年初寄住在宫崎家的往事,仍然充满依恋之情。一欧感叹说:‘宫崎滔天已经去世50多年了,我虽已进入衰暮晚年,仍然时常想起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那些年宫崎滔天只顾为中国革命东奔西走,家中经济极为贫困,但滔天夫人宁可给亲生儿子吃杂粮,也要保证一欧吃米饭健壮成长,及时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学者杨天石也在文章中提到这一细节:“当时,滔天全家吃豆腐渣过日子,却设法借债让黄兴吃白米饭”。杨天石还介绍,1910年2月,黄兴为在中国南方发动起义,委托滔天在日本招募步兵、炮兵、工兵官佐。黄兴作诗赠滔天,表达“百万雄师直抵燕”的热切愿望。同年,滔天被日本政府列为甲号社会主义者,受到严密监视。”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滔天“痛心欲绝”,“大哭特哭”。1917年4月,长沙各界公葬黄兴、蔡锷,滔天不远万里,临穴送棺。当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和萧三受到感动,联名求见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

滔天长子宫崎龙介(1892—1971)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理解中国“五四”运动,与陈独秀、李大钊有亲密交往。龙介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贯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和平运动及日中友好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在书中收录的两封李大钊在1919年10月写给龙介的两封亲笔信中可知,那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五个月,李大钊曾多次邀请同在北京的龙介详谈,一次是去自己住处,一次是往假座香场六味斋。李大钊用毛笔或钢笔写信,所用红线信纸上方一行印有“国立北京大学用笺”八字。在另一封李大钊联名陈启修、陈传贤在1920年春写给宫崎龙介的信中,李大钊向宫崎龙介介绍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去日本调研,希望龙介能介绍日本的革命青年和进步学者相识,在信中李大钊饱含热情地祝愿并与之分享“新运动的隆盛”。时隔不久,陈独秀也给宫崎龙介写信,希望已经回到日本的他可以帮忙介绍照顾友人,信中陈独秀提到去年(1919年)在北京两人曾相谈甚欢。

1922年,宫崎滔天在东京病逝,孙中山称其“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勋”。以今日的历史眼光回看,宫崎滔天寄希望于以日本财阀的力量资助中国革命的方法必然是脆弱且不彻底的,但其对中国革命的精神影响却是显著的。他的慷慨义气,鼓励和支持了一大批中国的革命青年。《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中收录的书信记录中便既有国民党系统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张继、李烈钧、章太炎、何天炯、邓恢宇、陈去病等,还有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吴玉章等,更有文化、艺术系统的鲁迅、田汉等,总数约近百人。

正如久保田教授所说:“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在宫崎家藏史料中如星罗棋布。仅一个家族所藏涉及如此众多历史人物,在泱泱中国也不多见。这些历史人物都是身后扬名,滔天一家招待时都还是无名且前途无从预测的青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我只有无比钦佩滔天一家对这些无名青年的期待乃至招待。能为世界留下如此大量的重要且珍贵的史料无不源自那些日常招待。”

2005年11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共同赴日本九州拍摄《寻访孙中山的足迹》文献片过程中,参观了宫崎兄弟的故居,了解到宫崎家藏资料的情况,感到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感慨这批资料历经一个多世纪得以保存下来的不容易。2007年11月,在章开沅先生的帮助和引荐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正式启动了整理出版宫崎滔天家藏有关中国革命资料的项目。2016年春,资料整理基本进入尾声,按计划进入编辑出版阶段。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以《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为书名,分八卷逐卷出版的方案。今年春天,八卷终于出齐,我们也借此机会一睹革命者们当年的亲密往事。

(图片与释读来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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