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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幻想故事诞生记

2019-02-26来源:文学创作与研究


我翻开多年前写的一组短篇小说的原始手稿。每页300字发黄的方格稿纸,右下角印着“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几个小字。第一篇手稿《身世》,落款是“1995年4月21日深夜写于广州北郊”,最后一篇手稿《遗产》,落款是“1995年5月11日夜”。2018年8月初的一天,我让研究生把几个短篇输入电脑。她一边输入,一边给我微信,说她很喜欢这些小说,问为什么不发表,还给它取名叫《幻想故事集》。既然一位90后文学系在读研究生喜欢它,说明它还有些价值。我把小说重新修订了一遍,投给了《花城》杂志。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个小说,就像很多人并不是他妈妈的大儿子,在他诞生之前已经有一个“流产哥哥”一样。《幻想故事集》也有一个“流产哥哥”,叫《竹笛》,时间是1992年,写一位小镇(就是罗镇吧)少年,15岁,因父亲重病而外出谋生的故事,小说有自传色彩,那是我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可惜手稿遗失了。后来,我把那些梦幻和悲伤拆散,悄悄地藏进我另一个系列短篇“罗镇轶事”之中。

写小说《竹笛》的时候,我刚离开工作了10年的野外地质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读研究生。导师希望我成为学者,我心里想着写小说。当时的华东师大,是成名或有待成名的文学青年的圣地,那些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在校园里穿梭而过,身后留下一阵风,夹杂着浮华的气息。我跟那股气息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那时候,余华刚刚发表《活着》。格非正准备写长篇《欲望的旗帜》。马原下海了。北村皈依了。助教进修班的李荣飞(李洱)正在写《导师死了》。校园青年批评家,开始对“先锋小说”表达不满,八十年代末那种写法,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对“先锋小说”的批评,在我们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中已现端倪。“怎么写”依然是个问题,甚至连“写什么”也成了问题。总之,摆脱“先锋小说”的写法,成了文学创作的新起点。

1994年6月30日早晨,阳光很好。我放弃了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职位,带着十几纸箱书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36小时后到达广州,我直奔暨南大学殷国明家。他是钱谷融先生诸多怪弟子中的一位,长得有点“桃谷六仙”的气派。瘦小的在新疆长大的无锡人,身上有股子边疆少数民族的豪气,令人错愕。他把房门钥匙丢给我,去新疆过暑假去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遍访广州的高校和文化单位,吃光了殷国明家所有能吃的东西,结果还不错,落实的工作单位是广东省作家协会。

当时,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领导是陈国凯和蔡运桂。1994年9月5日上午,蔡书记担任面试官,他用潮汕普通话提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民大学1963年‘文研班’的,你们黃世瑜老师是我的同学,你认识她吗?”我说认识,她没给我上过课。第二个问题:“你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呵。我很喜欢托尔斯泰,你喜欢吗?”我说连声说喜欢喜欢。第三个问题:“你对时下流行的‘先锋小说’怎么评价?”我想起了在学校时对“先锋小说”日趋保守的叙事姿态的批评,于是脱口而出:“先锋小说”气数已尽,它有待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否则没有希望。蔡书记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是不喜欢它啰?”我想了一下说,是的。他说:“很好,到对面人事处去盖章。”我拿着盖了章的接收函,一路狂奔到广卫路邮局,用挂号信将接收函寄回学校,又拍电报到研究生院,让他们不要将我的档案遣返原籍。就这样,我成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员。

这里还要插叙一段。我在作家协会工作了几年之后,蔡书记突然开始自我否定,说他看错了人,说那个张柠面试的时候骗他,假装不喜欢先锋小说,其实是嫌先锋小说还不够先锋呢!还有一次,我们在单位食堂相遇,蔡书记笑问:“看了昨天的《羊城晚报》吗?有我批评你的文章啊。”我说:“没有看到啊,回头我找来看看。谢谢你的批评。”其实我已经看了他那篇文章,两三千字,主要观点是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对蔡书记的那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如果谁还再去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样的诗句,他就是个白痴。”这明明是在关注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嘛,怎么能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呢?那一阵我还迷上了传统文化呢。又过了几年,我即将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办调动手续时遇到了蔡书记,他恢复了最初对我的看法,他说他是不会看错人的。我握着蔡书记的手久久不松。他是个偶尔犯晕的大好人。

言归正传。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具体工作有四,一是办内部刊号的《岭南文报》,号称省作协机关报(偷笑)。二是办文学沙龙,团结广州的青年文学评论家,程文超,文能、单世联等人,都是我在文德北路75号10楼文学沙龙的常客。三是担任广东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余华、韩东、东西等八人)的联络员,每个月给他们寄1200元工资。四是给广东作家写评论。我都答应了,但写小说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存。身无分文,突然来到改革的最前线,开放的桥头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觉得整个广州就像一只巨大的吊篮,挂在高耸入云的立交桥上,整天都在摇晃不停。它摇晃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种在思考和行动之间没有平衡能力的人甩出去,留下那些平衡术超强的人,那些人能一边小跑,一边食嘢,一边搵银纸,一边想鬼点子,既不头晕,也不摔倒(哈哈哈哈)。

经历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广州人,观念超前,跟内地省份甚至跟上海相比,至少相差十年。他们早就超越了带“中世纪”色彩的沉思默想的生活,超越了那种炼金术士般的书斋生活,过着积极而活跃的世俗生活,大街上走路的人都迈着佣人式的小碎步,连一个踱着方步遛鸟遛狗的大爷都见不到。他们不关心“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更不关心“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们关心更重要问题:“吃什么”和“怎么吃”,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掙什么”和“怎么挣”。这些问题,都是感官和肢体动作,而不是大脑或心理动作。大脑和心理,只能做“假动作”,它并不指向实践,也不满足感官。

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思维训练,而不是肢体训练,行动能力有限。我本能地抵抗了一阵,但慢慢地就投降了。先是眼睛和嘴巴投降,接着是肠胃和四肢投降。到处都是感官的诱惑。到处都是妖艳的秀场。有人把“发财、发财、发财”谱成歌曲。大街边和商场里,到处都能听见香港歌星刘德华在唱“money、money、money”,循环往复,日夜不停。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五蕴不空,任何一个感觉器官都要充分满足。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目标啊!这是现代生活的伟大追求啊!它意味着解放,世俗生活的解放,感官的解放。倘若将它视之为“五蕴皆空”,那就不是解放了,那是禁忌和压抑,是“中世纪”的命题。于是,我开始练习平衡术,寻找沉思默想与积极行动之间的平衡点。

问题的根基发生了变化,书斋里沉思默想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问题。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态度,成了新的焦点。欲望,不再是一些虚构的符号游戏,也不再是间接的经验,而是直接作用于感官和四肢的、切实又具体的东西,是直截了当的现实感受。当它变成叙事,或者由叙事变成了情节和动作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面对欲望或者在欲望之中,超越和升华的可能性在哪里?除了吃喝、睡觉、数钱、玩耍,人还需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匮乏或满足,堕落或升华,不仅是大脑和心理问题,更是身体动作或者实践的边界和尺度问题。当时,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刚刚发表出来,我写了一篇评论,表达了我对“欲望”及其诗学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我开始写《幻想故事集》这个系列小说。我把欲望满足及其对待欲望的态度变成故事,并在欲望故事展开过程之中,重新审视那个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自我”概念。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倒行逆施日未晚》中写道:“《幻想故事集》,采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变形、象征、潜意识这些现代病症,是对城市病的关注,叙事成了治疗手法,主要病根,是现代欲望和人心。”从叙事角度看,童年回忆中的乡村和小镇经验,无论它温馨还是残酷,都了如指掌,都可控可握。而现实中作用于身体感官的城市经验,是一种“不适感”,是一个“疑问”,是一种有待诊断的“症候”。叙事与“治疗”有了关联。城市与“症候”有了关联。写作与“救赎”有了关联。

我的“幻想故事集”,是对我在广州生活的一种“叙述”和艺术呈现。它直面新兴的现代城市文化和欲望的诱惑。它在欲望展开和叙事抑制的边缘上,既有欲望叙事的快感,又有对欲望的疑问和逃避。其中的《身世》,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对“自我意识”的怀疑和重塑。《鸟语》是对一种犹豫不决的行动,还有与众不同的身体姿态,及其后果的想象。《蓝眼睛》则试图以东方文化精神和方式,重新面对现代都市的欲望故事,以及肉身行动的疑惑,其中有小乘佛教和道教的肉身理想。《故事》则是对刚刚觉醒的“语言”意识或者“叙述自足性”信念的再度质疑。《修梦法》则是对欲望在想象中得以满足的方式的展开和解构。最后是《遗产》,一个与“父亲”和“罗镇”相关的故事,那是在现代城市中对传统的回望和缅怀。

关于叙事虚构和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比如《十年读书记》《诗与生活,一段回忆》等,就是在交代我的读书和写作,与当时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奇异转换关系。动作压倒沉思的现代文化和城市经验,积极而活跃的生活实践,生存压力和选择的痛苦,梦中的抉择和逃亡,至今历历在目。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四处奔逸找吃找喝贪图玩耍的麻雀生活,并没有扼杀我的沉思默想和词语运动。沉思默想看上去是静态的,其实是将运动转移到身心内部。记得2011年,我在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初版“后记”中曾经写道:“词语手拉手结伴朝我涌来,让我惊喜不已。想象安上了翅膀飞离尘埃,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妙时刻。神奇情节的出现,仿佛天上的恩赐。”

上面是跟“幻想故事集”的诞生多少有些关联的往事。我把这些陈年旧事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以志纪念。生活着的人有福了!还能写的人也有福了!长篇小说《三城记》刚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也即将出版。这是上天和生活的恩赐,我愿意用继续努力写作来回报。

(写于戊戌除夕立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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