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实验中学  王岱

几年前张悦然回母校和学生座谈，学生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这样写作，高考能得高分吗？这的确是一个备受学生、家长、教师关心的问题。我忘记了悦然是怎样回答的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新概念作文和高考水火不相容。其实我们看一下考试大纲还是新课标就会知道，似乎两者并非不能和谐地统一。《全国考试大纲》在基础等级中有这样的要求：感情真挚。发展等级“有创新”这一点要求：深刻，丰富，有文采，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像有独到之处，有个性色彩。《新课标》也强调“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表达真情实感”，“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和“新概念”所提倡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不谋而合。在写作要求上“新概念”所提倡的与国家语文教育纲领性文件并不存在天壤之别。那为什么人们还会担心写好“新概念”，可能在高考中得不了高分呢？原因大概是，应试教育扭曲了写作教学，扭曲了语文教育。

当前学生在作文中表现出的最大问题，我看有两点：一是幼稚化；二是模式化。 

作文幼稚化的一个原因是阅读的缺乏。一是量，二是质。没有足够的量难以有质的飞跃。当然光有低层次的阅读，纵使量再多也难以有起色。《读者》、余秋雨读得再多也难以有厚重的思想。连《读者》、余秋雨都不读，那就更无从谈起。他的阅读只有八九岁的幼稚水平，你怎能奢望他的写作有青年人的气象？

写作的不良引导也是导致幼稚化的原因。日常训练题目的低幼化很大程度上是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考作文题过去有“小明刷鞋”现在有“坚强”，我们的日常训练也就很难脱此框框。这势必造成学生写作中的幼稚化。

好的作文题我认为应符合四点：切近学生，切近生活实际，人人有话可说；要含蓄，有张力，能激发写作热情；促使学生思考生活思考社会思考生命；可产生一定的区分度。我们可以看一看国外的孩子在高考时写的题目：

2008年美国西北大学入学作文题：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你同意吗？为什么？

2008年法国高考作文题：评述萨特《伦理学笔记》中的一段文字。

2007年法国高考作文题：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像这样的作文题，它的确不是我们只读几本教科书、砺志书的学生所能应付的了的。

作文的模式化是读书模式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到书店就会发现，为了讨好人们特别是学生的阅读习惯，许多书都给你分好类了，诸如砺志类、爱国类、爱心类……出版者都已为我们的学生打包组装了。这真是可怕，哪有真正的阅读？这种阅读势必会影响学生思考习惯的养成，学生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会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思想不可能不模式化。写作是思想情感的流露，习惯了这样的阅读，习惯了这样的思维，也就很难写出像样的东西了。

写作指导也往往陷入模式化的窠臼。我们往往强调立意要高，立意高本身并没错，错在没有注意到立意高的基础是立意诚，舍此无所谓高。过去叶圣陶先生讲八股文的毛病是在“第一不要说自己的话要代圣人立言，第二要按照一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现在我们要代社论立言，说出阅卷老师心里要我们说的话，而不是我们学生自己想说的。这也就是我们埋怨学生的千人一面，毫无新意的根源。我们往往会给学生强调要抒发真情实感，但不要碰高压线。我们已经给学生戴上紧箍咒了，还能奢望学生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吗？《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是在真心实意地爱护学生，但就在这爱护中，我们先将言说之“诚”消灭了。写作没有了诚，就只好模式化了。在具体的写作指导时，我们有时会给学生诸如这样的一些的忠告：千万别在形式上搞花样，惹阅卷老师烦，形式上的创新不叫创新；文章别只举一个例子，逮住一个古人不放；不要说大白话，要说得有文采（所谓的文采也就是满分作文上的那些你说我说大家说，说了和没说没什么两样的东西）；文章要有一至两个亮点，行文中要多次扣题，要一路扣题一路歌；材料、引语和话题中的相关文字至少在文中出现三次以上……

大家看一看高三比较用心的学生的作文就知道了，不用心的学生不愿学，用心的学生一学就学到了，读一篇，你就等于读了n篇。因为全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这样开头的，这样结尾的，不管是什么题目，他都有本事从自然山水写到人间万物，从古代写到现在。 

如果我们从一上高中甚至初中就这样要求学生作文，那不模式化才怪呢。

语文老师都有一个感觉，批阅作文时不怕写不好但有个性的文章，就怕写得规规矩矩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让老师说不出什么，它哪儿都合章法，就是哪儿也说不上好，让你老师改起来都无从下手，它太规矩了，太四平八稳了。写这样文章的学生几乎每篇都一个章法，仿佛用模子扣出来的，我把它叫“辅导班”体，因为这样的学生大多在小学或初中上过作文辅导班或速成班。就像一个孩子在刚开始走路时，就要求他走正步，练齐步走，他就从来不知道随心所欲地走路是人生的常态。小孩子走路原本是可以一边走，一边欣赏路上的风景：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踢一下路边的小石头；或摘一朵野花；或打一个漂亮的水漂；或一路哼着小曲一路蹦蹦跳跳地前行。但只学过正步或齐步走的孩子怎能领略到这种乐趣呢？我有一个学生杨璐（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高一刚教她时，看她的作文就这种感觉。我不用猜她就上过作文辅导班。一问她，果不其然。我就对杨璐说“你必须忘掉作文辅导班学的那一套，放开手脚，否则你的文章中永远没有你自己，你永远享受不到写作的乐趣，就把文章做死了，即使高考你也不过是45分上下的成绩（高考作文满分60）。”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真的能按照“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要求去写文章的话，日久天长，他就具备了写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以我手写我心，而不是以我手写套话。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水平，应试作文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应试作文是有套路可寻的，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速成的。但如果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写作训练，只练套路，那就永远是花拳绣腿，不但文章写不好，连应试也搞不好。

这几年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十五人获“新概念”作文大奖，其中有五人次获一等奖。可能是全国最多的吧。这并不影响高考成绩，每届都有不少高分作文。特别是2006年送走的这两个班的学生中有6人同时获新概念作文大奖，在本省报纸刊登的山东省高考阅卷小组推荐的四篇优秀作文中，其中两篇是我班学生写的。杨璐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年半真正的阅读、思考、写作，使她荣获了“新概念”一等奖，获得了北大30分的优惠及刚到北大线就被元培班录取的待遇。三个月的应试训练，杨璐取得高考作文不低于57分的高分。有许多慕名领着孩子来的家长，都想让我帮着指点一下，得到速成的秘诀。

其实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不过是先给学生解套松绑，引导他真正地阅读和写作，最后几个月教给他一点应试的技巧罢了。

 我强调读书甚于写作。我知道没有阅读，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也就谈不上写作，因为他的人生体验还不能为他支撑起一片表达的天地。在上课、批阅周记或平时的谈话时，我会留心学生的兴趣和阅读能力。在刚接触不久，我基本能掌握学生的情况，并针对它，给学生提出符合他们个人情况的阅读建议。这个符合不仅仅是合他的胃口，还要考虑到，让他跳一跳，老是做1+1=2，的确是轻松了也有成就感，但它毕竟于学生的成长无补。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刘晓菲（两次获新概念作文大奖）我就文史哲经济各推荐几部她能通过努力读懂的书；对经济感兴趣的郭允（两次获新概念作文一等奖）我给他推荐了《新经济》、《南风窗》、《战略与管理》等杂志，以及茅于轼、吴敬琏、何清琏、亚当斯密的书；对哲学感兴趣的贾沛娟（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我就从《苏菲的世界》开始一路推荐下去，《顾准文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历史感兴趣的杜乐（高考山东省文科第四名，在高中时自编自导两部历史剧，在学校公演，获得学生、老师、家长的好评）我就推荐黄仁宇、谭骐骧；对理科感兴趣，而没有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同学，我会为他推荐《数学家的故事》、《居里夫人传》；对艺术生我会推荐他读《渴望生活——梵高的故事》、《邓肯传》；对什么也没兴趣的同学我会建议他读余秋雨、《读者》、金庸、三毛、琼瑶甚至读小人书也好。我想兴趣是最重要的，有了读字的兴趣才可能培养读书的习惯。当然也会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去拓展学生的读书领域，如对当代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特感兴趣的朱天骥（第十届“新概念”一等奖）我建议他要多读点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对社会实务感兴趣的马松（叶圣陶杯作文大赛特等奖）我建议他要读一点诗……我会适时地给学生谈我的读书体会，我从来不惮于讲，讲课文如此，平时谈读书体会亦如此。现在搞新课改，许多老师害怕讲多了，会被人扣上“教学观念落后”的帽子，就因噎废食不敢讲了。不讲，要老师干什么？教学的问题不是讲不讲，而是讲什么，怎么讲。讲当然不是代替学生思考，我们不用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教师讲是给学生一个终极真理。教师的讲只不过是给学生一个更高的思考平台，另外一种视角而已。我尊重学生的体验，同时我也尊重我自己的真实体验，在碰撞中提高。我觉得不要避讳老师应该在专业上比学生要高一点，至少你的书读得比学生要多，人生体验应该比学生多且深，如果不是这样，教师就要加把劲了。直到今天，上了大学的学生甚至在北大清华读研的学生，也会时时来电、发短信、发邮件询问我的阅读情况，交流读书心得，让我推荐书目。这不能不说高中三年为他们奠定了一个读书的基础。

我还会鼓励学生用他们的眼睛去观察，用真心去体验，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作文教学必须面向生活，面向社会，不仅要善于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万物，它不是纯客观地搜集材料，而是亲自加以体察，从体察中反映和表现生活。更要教导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区、关心国家，同情弱小、同情不幸，培养社会责任感，以此拓宽他们生活的领域，激发他们生活的热情，培养他们写作倾吐的欲望。只有这样，学生在写作时才会“情动而辞发”。我记得费尔巴哈说过“人就是他吃进去的东西”。此言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人生的本质。你吃高盐高糖高脂肪，你也就离“三高”不远了。这是从身体上说的，从精神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这个吃不仅指读书，还指人生的阅历。观察、体验、思考这都是阅历重要且最有效的因素。有的人活一百年，可能不如有人活三十年，阅历的深浅固然和经历的多少有关，但毕竟不能划等号。这里就有一个你是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用真心体验了，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了。同样的两点一线，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长大成熟。

以上这些似乎还没有提到写作，但这却已实实在在为写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下面再说具体的写作指导。起码高三之前，我会压缩命题作文（不仅是狭义的命题）的写作，增加自由写作，即使是命题作文我也绝不用应试的标准要求学生、指导学生。我知道有考试就有应试，但有考试的教育并不天然就会演变成应试教育。只有这种教育发展到畸形时，才会变成应试教育。我至少不会让我高中三年的教育都成应试教育；不会让学生三年的阅读都成阅读思考题；不会让三年的写作都成应试作文的操练。我会尽可能地让学生体验真正阅读写作表达情感、思想的乐趣。真正的阅读写作的灵魂就是自由。没有心灵的自由就谈不上审美和创造。

每周两节阅读课，我不会为了提高所谓的阅读效率，固化成果，而要求学生一定要记多少字的笔记。我知道这就像小时候老师或家长带我们游玩，事先布置了游记一样败兴。同理提倡记笔记，指导学生学会记笔记，但不意味着要求学生像这样要当成任务去记。光想着完成工作量，结果忘了读书。不仅败坏了读书的心情，更可怕的是败坏了读书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本来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欲望就小得可怜。这比得鱼忘筌更悲惨！

 写作同理，让学生明白写作的真正目的是表达情感和思想，而不是应试，考试只是检查一下你写作这种能力的高低，它并不是你写作的目的！真正自由的写作是纯个人化的，即使产生影响，那也是你要通过你的书写表达你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和看法，而不是为了哪个群体或某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阅卷老师，你的上级领导。在人生最美好，最富激情，最具想象力的青春年华，我们这些为人师者理应让学生体验到真正自由写作的快感和乐趣！至少不能压制戕杀这种原始生命本能，表情达意也是人的一种原始生命本能！ 

写作不是生活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本身。使学生知道世间万物无不可入于文字。无论校内校外，偶有见闻都不要轻易放过，这可增强其观察力。文字的长短，不限篇幅，多者数千言乃至上万言，少仅百言，皆无不可。写作就像说话，是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意思尽，则言语尽，理之自然。如果硬性规定字数，如果他的意识只是如此，那么就不得不东拉西扯，勉强敷衍，有词无意，相习成风，遗害无穷。

我指导作文绝不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修正学生。正像钱基博先生所言：“改正学生作文，其用在增美释回，求发挥其固有之特美，而渐淘汰其疵累未尽适合之处，久而久之以驯致于完美者也。每级学生，其程度终不免略有不齐。即齐矣，禀性有刚柔，赋气有厚薄，用力或有所偏畸，或好尚修辞，或主于行气，故万不能以同一之法改正之。”（《国文教授私议》）这就应是我们常说的尊重学生的个性了，使学生写得更好，而不是写得更像“我”。这样才可能千人不一面，各有其长。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坚信只要真正的写作能力具备了，应试文章的瓶颈不难突破。但反之应试的技巧再强，若不具备一定的写作水平，那这个瓶颈的突破就不是百日之功了。

到了高三下学期我会给学生训练应试能力，给学生传授应试的技巧，进行实战演习。即使是新概念的获奖者，照样可以写出几乎满分的高考作文（贾沛娟、杨璐、张齐……在我的班里不乏其人）。但若没有高中前两年半的自由阅读、自由写作，即使有个满分作文，他也很难写出真正的好文章。 

记得杨璐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和同学到我家来玩，笑着对我说：“老师，您再给我们上一课，让我们的写作回到三个月前的状态。”当然这是句玩笑，但我知道只要他们再认真、放松地写一篇周记，他们就会回到从前。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孟子跟梁惠王谈话，打了一个比方，有两个兵士从前线上败下来，一个退了五十步，另一个退了一百步。退了五十步的就讥笑退了一百步的，说他不中用。孟子的意思是说：其实两个人都是在退却，只是跑得远近不同罢了，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五十步总比百步强。在这种应试的大背景下，语文教育不可能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五十步，总比百步容易回去些。更何况三个月的应试训练＆三年的应试训练，远不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