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班的班主，要给祖师爷，也就是唐明皇，上香……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起时，班主也只是说，‘请祖师爷赏一口饭吃’……”

这是我在首都博物馆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一直觉得，唐玄宗李隆基实在是够不上一个善始善终的好皇帝，他执政早年所成就的“开元盛世”，几乎开创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顶峰盛世，可是他后期的纵情声色，却也导致了“安史之乱”，带来了大唐几乎一蹶不振的衰落。还记得《伶官传序》里欧阳修的论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虽然欧阳先生是认为亡国是“人事”之过，不独因伶人而起，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自古伶人就似乎是祸根，也许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毕竟玄宗之事，就是又添一例。都知道，玄宗酷爱音乐，《新唐书·礼乐志》就有记载，道是“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散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正之。”

耽于丝竹之中，玄宗确实是不该的。但有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国家不幸“曲”家幸，若是没有这位“风流天子”，不知还有没有李龟年、雷海青、公孙大娘这些乐工名伶，不知还有没有贺知章、李白的那些传世篇章，更不知这梨园的兴盛要到何年才会出现。思来想去，历史，总是承前才能启后的，那么，如果没有唐玄宗的这份功劳，我更不知道往后这戏曲界的一切会是如何发展，清乾隆年间，是否还会有四大徽班进京，有“三庆班的轴子、四喜班的曲子、春台班的孩子、和春班的把子”这样的赞誉？如此，也就更不要说20世纪初“四大名旦”的风光了。

众人皆知，北京自金、元开始，一直就拥有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北方的戏曲中心。我查阅资料，发现清朝初年北京就已是昆曲、高腔、梆子腔三大声腔争胜之地。想来在互相争胜过程中，各种声腔也就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戏曲艺术。再到清中叶，传奇和昆曲的急剧衰落，大概也就是所谓“乱弹”，也就是“花部地方戏”（即除了雅部昆曲之外的各种声腔剧种）的一个繁荣兴盛的大好时机吧？
 再到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爷贺寿，贺寿之后自然留在京城继续演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宫廷贵族钟情的艺术，自会慢慢渗透进平民百姓的生活。
 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即《梦华琐簿》所记载“三庆班的轴子、四喜班的曲子、春台班的孩子、和春班的把子”），正是四大徽班“各擅胜场”，才给了那个时候的京城百姓的茶余饭后，多了一种更趣味横生的休息消遣。

精彩的表演自然受到观众的欢迎，我一直觉得正是这种热烈的反响，促进了后来湖北的汉调艺人的来京，汉调艺人参加徽班的合作演出，用西皮调的唱腔，和徽戏的二黄调同台演出，取长补短，而且这个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秦腔精华，勇敢地进行韵白创新，终于让它形成了新的独特的风格。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想京剧充其量只会是徽剧的衍生物，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在当之无愧的“国粹”。

我也曾经看过一两场京剧演出，觉得其载歌载舞，不像诸如越剧之类，多是唱腔念白，没有京剧的念、唱、做、打四功俱全。大概，这种能够比较全面地体现我国戏剧特色的特点，也是其能够在清代成为继昆曲以后在全国风行的剧种的另一个原因吧？聚百家艺术于一堂，所谓“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

诚恳地说，我并不是那么喜欢京剧的，看着台上老生的甩发、髯口，小生的扇子，旦角的水袖，武生的斤斗和武打套子，精妙绝伦是不假，可是咿咿呀呀，却似乎并不够精炼，不是那么符合现在我们所经常追求的高效率。但是静下心来，我在无意间看到央视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荀慧生》的时候，隐约地尝出了一点味道，那个戏台上，人生，在板眼之间的余韵悠长。

生旦净丑，五色油彩勾勒人心。

唱念做打，西皮二黄演绎世情。